贾樟柯：出走是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 励志文章

　　中学时期，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

　　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每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

　　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对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就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必须要流动”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

　　我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太原学画。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

　　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

　　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

　　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

　　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

　　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寂静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

　　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

　　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所以，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家务农。

　　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暮色中去了他家。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我发现，整个房间的陈设，他的被褥、铺盖，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