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起手中的酒，轻轻和她碰了一下杯。我知道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一个单身女人的重要意义。
（1）一个上锁的大木柜
认识朱姐之前，我先看到的是那个上了锁的大木柜。那天，房东潘先生把我领进门，带我看过了卧房和卫生间后，又来到厨房。他说，你和她共用一个厨房，那些东西是她的，你可千万不要碰哦，要记得哦。
“她”指的是潘先生的前妻，离婚后，这套两居室的房子他们一人一半。而“那些东西”指的就是那个上了锁的大木柜。那木柜看起来像是从哪个单位淘汰下来的办公柜，却又进行了一番改造。柜子左侧的壁板上钻了一个洞，一个燃气灶的胶管从柜子里探出来，连接着外面的炉具。燃气罐显然是被锁在柜子里。见我好奇的样子，潘先生揶揄地解释道，她这个人就是这样，整天疑神疑鬼的，总是害怕别人占了她的便宜，连拖把都锁在里面呢。说着，他又话锋一转，安慰我道，你别担心，她很少回来的，所以这套房子基本上是你一个人住呢。
我知道潘先生是怕我担心未来的邻居太难相处而放弃租房的想法。从他介绍房子时急切的口气中可以听得出，他是很想把房子租掉的。他哪里知道，为了找到这处离单位较近的住房，我早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更何况潘先生提出的房租也不算贵，虽然与人合厨麻烦一些，但我也不打算再挑下去了。
房子就这样租下来了。正如潘先生所言，合厨的邻居很少回来，有几次我晚上下班回家，发现防盗门的护锁器被别人调动了，我猜想大概是合厨的邻居白天曾经回来过。因为听潘先生介绍了她古怪的性情，再加上那个上了锁的大木柜的提醒，我是很不愿意与她见面的。她也一定很反感前夫把房子租给了一个陌生人，而不愿意与我见面吧？不过，这样也挺好，我当然是乐得清静。
可一个月之后，潘先生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前妻要搬回来住了。在决定搬回来之前，前妻专门给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潘先生在电话里显得很不耐烦，气呼呼地说，我告诉她了，人家是律师楼的白领小姐，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虽然对未曾谋面的邻居没什么好印象，但对潘先生的态度也很反感。他对前妻显然不够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婚，且在离婚后又留下很深的成见和敌意呢？这个问题，我是不便也不该问潘先生的。
（2）就让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吧
星期天的上午，邻居搬来了。她三十几岁的样子，穿着十分朴素，跟潘先生西装革履的样子反差很大。
我站在走廊里睡眼朦胧地对她笑了笑，她却似乎丝毫没有跟我打招呼的想法，转过身低头开她那一间卧房的门。
我硬着头皮问：“需要帮忙吗？”
她一声不吭，打开门，把一只装得鼓鼓的旅行箱拖进去，然后“嘭”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悻悻地一甩手，回房。真是自讨没趣。
我那天一直赖在床上，打盹儿、吃饼干、看小说。跟每个双休日一样。我在这座南方小城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大学毕业后为了跟男朋友天长地久，我不顾父母的眼泪，跑到离家千里万里的异乡。可来了之后，却发现一切都跟想像的不同。后来两个人开始吵，再到后来是懒得吵，再再后来，只好分手。我不愿垂头丧气地回家，就暂时留下来混日子。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再挺多久。
傍晚时分，挨不过肚饿，我打算到厨房煮一包快餐面。厨房的灯亮着，邻居在准备晚餐。
大木柜上的锁已经打开了，柜门大敞四开，里面除了燃气罐，还有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当然也有潘先生说的拖布。她在低头切菜。听见我的脚步声，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想自己真是冤枉了潘先生，这种女人，谁跟她离了婚，也不会说她好话的。我改了主意，决定变煮快餐面为泡快餐面，暖水瓶里还有点儿热水，我拿了包面回房间。
几分钟后，当我披着被子缩在床上吞吃不冷不热的快餐面时，厨房里突然传出响亮的炝锅声，并且伴着那声音飘出诱人的香味。这声音和味道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我重重地放下手中的面碗，将头狠狠地埋在被子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那一天是我离家一周年的日子。
邻居显然是个吃饭很认真的人，每天早晚都花很多时间做饭。因此炝锅声和饭菜香就不时从厨房飘出，充溢在这小小的单元房里。因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很糟，我的心态变得不太健康，我把她对做饭的热情视为对我的嘲讽和挑战。我每天在工作中已经有很大的压力，现在回到家里居然还是不得轻松。这么想了，每当在厨房或走廊里遇见她时，我便抢先一步低下头去。就让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吧。
（3）不小心碰了伤心处
可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我们的关系。
那晚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我抓起听筒，电话那端一个苍老的声音艰难地说要找朱碧梅。我说打错了，可对方却坚持说没错，然后重复了一遍号码。我告诉她，号码是对的，可是没有朱碧梅这个人。对方继续说，有的，有的，就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小潘的前妻。麻烦你请她听电话，她爸爸心脏病发作了。
我立刻披衣下床，去敲邻居的门。她好像还没睡，迅速而警惕地问道：“是谁？”
我说：“你的电话，你父亲病了。”
床板“吱呀”一叫，门开了，她穿着睡衣赤着脚跑出来，跑进我的房间，抓起听筒。她对着听筒焦灼地“嗯嗯”应答，然后说了声“我马上到”，便匆匆放下听筒，跑回自己的房间。一分钟后，她已经穿好了衣服，跑到走廊穿鞋。抬头见我站在一旁，便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话音未落，已经打开门锁，推门而出了。楼道里回荡起她急促的脚步声。
我经过这番折腾，一时没了睡意，干脆披着衣服来到阳台上。
阳台临着马路，她在路边焦灼地招手等车。偶尔有车子从她身边驶过，却不知何故都没有停下来。她急得几乎要跳起来了。突然，她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抬头向楼上看来。
她显然没想到我会站在阳台上，而我躲闪不及，也只好硬着头皮站在原处。她冲我喊道：“忘带钱了！”我下意识地回答：“别上来了，我给你扔下去！”说着转身跑回房间，拿出自己的钱包。我把钱包中的现金全都掏出来，用一块毛巾包上，跑到阳台上，向她扔了下去。而就在此时，终于有辆计程车在她身旁停了下来。她拣起地上的毛巾包，匆匆钻进车里，走了。
直到计程车行驶得无影无踪，我才想起自己刚才匆忙间把钱扔给她，竟没有数一数数目。大概有一千多块吧，要知道那可是我现在全部的财产啊。这么一想，不知怎的，我的心里竟然闪过一丝担心和悔意。我想万一她也在匆忙间忘了清点钱数呢？或者她在医院里无法抽身，要过些天才能回来，我的生活费怎么解决？我和她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小气、冷漠、古怪的人，此外对她没有任何了解。我的举动是不是太大意了？这么想着，我心烦意乱地回到屋里，却又一眼看见厨房里那只上了锁的大木柜。晚饭时她又香气扑鼻了一番，可现在厨房里连一口剩菜都没有。难道她把剩菜也锁起来了？潘先生对她鄙薄的评价又出现在我的脑海，她这人，每天那么有滋有味地吃饭，却连个电话都不肯安，真是奇怪透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一早，便被厨房里的锅铲“叮当”声叫醒，还有饭菜扑鼻的香气。枕边掏得空空的钱包提醒我昨晚发生的一切不是梦，可她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厨房里那张平日靠墙而立的折叠桌被打开了，桌上摆着一小盆稀饭，一盘煎馒头片和一盘肉炒笋丝。见我进来，她抬头轻轻笑了笑，说：“昨晚的事多谢你了。我看你总吃方便面，今天一起吃点儿粥，换换口味吧。”我推辞了两句，可还是坐了下来。
吃饭时，她解释道：“我父母和弟弟住在一起，弟弟前几天出差了，我父亲心脏病很重。”
因为并不熟悉，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没话找话的，竟问了一句：“你房里怎么没安电话？”
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低头吃着碗里的稀饭。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房里的电话还是那年我托朋友安的。”说着，眼圈竟然有些红。我不知道在她已经结束的婚姻里，在这个曾是她的家的地方都发生过什么，但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不小心碰了她的伤心处，于是匆匆吃完饭，起身离开餐桌。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我，一边说谢，一边提醒我数一数。并且告诉我，毛巾洗干净了，搭在阳台上。
那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厨房里的大木柜没有上锁。
（4）一起喝点儿什么
朱姐在医院里陪护了半个多月才回来。她回来的那天晚上，对我提议一起吃晚饭。她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很紧张的样子。看来，她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那天煮了锅云吞，又一荤一素做了两个菜。她说：“什么都可以马虎，就是吃饭不可以马虎。健康没有了，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有道理。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具有家居意味的饭菜了，一高兴，就从房间里翻出半瓶喝剩的红酒。
她没有拒绝我为她倒的酒。
她问，你是北方人？
我说，是的。
她说，怎么到南方来了？
我想了想，说，为了爱情。
她勉强笑了一下，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说着把嘴向我的房间努了努。
我说，是指潘先生吗？通过房屋中介呀。
她点了点头，慢慢喝了口酒，才鼓起勇气般说道，我起初还以为你是他的女朋友呢。他离婚后换了几个女朋友了，每次都带到这里住。接着叹口气，补充道，我只想早点攒够钱，把那一半的房子买下来。
说完似乎想起了我的身份，便歉意地笑了笑。又接着补充道，那天打电话的是我的继母，弟弟和弟媳也不欢迎我回去住。
我举起手中的酒，轻轻和她碰了一下杯。我知道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一个单身女人的重要意义。
此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逐渐融洽起来，但走动也并不是很频繁。我每天忙着工作，主动要求一些加班和出差来打发时间。母亲一次次打来电话，说北方今年的冬天很冷，父亲从早到晚不停地咳。
朱姐每天下班回家便很认真地做饭、吃饭。如果我回来早，她就邀我一起吃。所以我回家的路上就经常顺便买一点熟食，在餐桌上添一道菜。
我们吃饭时大多只是简单聊聊报上的市井新闻。她不善言谈，又出于礼貌，很少问我的私事。只是有一回似是无心地淡淡对我说，她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连母亲的长相也不记得，可每回遇到难心事，还是忍不住一声声哭着叫妈。
我的眼泪落在饭碗里，我明白她的话。
朱姐饭后收拾完碗筷就回房工作。她为了赚钱，帮人做一些文字校对工作，每天要忙到很晚。我有时把洗好的水果放在她门前。第二天早晨，果盘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放在厨房里，对于盘中的水果，她也不说谢。
（5）我回家了
春节快到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回家了。彻底回去。
还没来得及告诉朱姐，却意外接到潘先生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决定把房子卖给一个朋友，希望我能提前搬家，他可以给我一些违约金作补偿。
我急急地问，怎么会卖给别人呢？为什么不卖给朱姐？
潘先生对我的问题非常意外，他说，我是等着钱用呀，她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
我说她能拿得出的，你必须先问问她买不买。
潘先生显然对我的话非常不以为然，不耐烦地说，小姑娘不要插手别人家的事情好不好？房子分给我，我可以随便卖给谁。
我身体里北方女子的血液又涌了上来，我说，你难道忘了我是在律师楼工作吗？按照法律规定，朱碧梅有权优先购买房子。
电话那端传来潘先生气鼓鼓的喘息声，过了半晌，“吧嗒”一声，挂机了。
我走的时候，朱姐已经如愿以偿买下了房子。虽然她跟同事借了点儿钱，但她有信心很快还上，因此她的心情非常好。
潘先生显然对我的多事不太满意，违约金给得特别不痛快。
朱姐坚持要把我送上火车。我谢绝了她的好意。我想我们之间的交情一直都是淡淡的，没有必要来一个浓墨重彩的结尾。
火车上，我意外地在旅行袋里发现了她送我的礼物。那是一块洁白的真丝围巾，围巾的一角，精心地绣制了一朵梅花。她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记得她吗？到底是南方女子，心思多么细腻。
可是，我怎么会忘了她呢？我的北方的家已经越来越近了，我应当快活起来。无论怎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当好好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