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名利很淡泊，他工作了几十年，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级别。1958年，汪曾祺到河南出差，单位给他买了软卧，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是“高干”了。不过好景不长，不久后他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回京的火车只有坐硬板凳的份儿了。后来汪曾祺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也从来没有向单位提出过什么要求。直到办完离休证，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局级干部。
但汪曾祺也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他认为不对或不公平的事，就会很固执，绝不姑息迁就。他认为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便不断写文章为沈从文正名。
汪曾祺住在北京蒲黄榆时，一次坐电梯回家，开电梯的小姑娘没注意，差一点把一个小伙子的妈妈夹住，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小伙子却当场打了小姑娘一个嘴巴。汪曾祺很生气，找到几位长者，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但汪曾祺还是不放弃，用自己的笔，在一篇题为《胡同文化》的文章中把这件事批评了一番。
对自己的事淡泊，对别人遭遇的不公却据理力争，汪曾祺展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