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她和他，遭遇四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尘埃遍布的家，还未收拾干净，身心的创伤，尚待修复，又传来儿子自焚身亡的消息。夜静更深，她倚在书房的窗前，无声落泪。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像一张绵密的网，铺天盖地，檐雨滴滴如泪珠。他陪在她身旁。他痛，心像被割开一个口子，汩汩流血。他知她的痛，这些苦难，原不该她承受，只因他。他不知怎么安慰她，深深的愧疚，无以言说，只上前紧紧地抱着她，嗫嚅道：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她仰起泪湿的脸，轻轻地说：“不，不要这样说，我是来爱你的，不是来享受的。”他顿时泪流满面。
当初，她痛别心爱的家人，辜负痛哭流涕的母亲，离乡背井，追随着他，一路辗转，来到他战乱中的祖国，就不是奔着荣华富贵而来，不是奔着锦绣前程而来，甚至不是奔着幸福快乐而来，只是因为爱他。爱他，别无选择，要与他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这是怎样的爱啊！
墙上，还挂着她与他的半身结婚照。她穿着白底碎花短袖旗袍，低矮的立领，菊花盘扣，英伦文化下的俏皮轻盈，似乎都被收敛在那立领盘扣里。她笑意盈盈，眼中有晶亮的幸福，心甘情愿地被收服。身边的他，单眼皮，月牙眼，淡淡的笑意，憨憨的神态，满带宠溺的包容。他从小叛逆，留洋多年，却仍是中国人的内敛含蓄。
爱情，从不是无缘无故，冥冥中早有伏笔。她是英国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出生，并度过懵懂清澈的童年，天坛、四合院、红灯笼那些中国元素，打在她心灵最初最纯白的纸上，淡淡的，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在第一次的法国文学课上，坐在前排的黑头发黄皮肤的男子，让她频频走神。课后，她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向他伸出纤纤细手：你好！我是格莱迪丝，你是中国人？看到他点头后，她兴奋地大叫了一声：Mygod！引得教室里笑声一片，而他的脸，如染胭脂。潇洒率性如他，被这英国女孩可爱大方的举止窘住了。
他自小聪慧，二十一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这是连英国人都很难进入的最高学府。进入牛津第二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成为校园里活跃分子，编小报，创期刊，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担任“中国协会”会长，在当时的牛津，杨宪益的名字，代表的是爱国，是激进。他的一颗拳拳赤子心，与祖国息息相通，他等着学成回国报效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拿荣誉学位初试及格后须选修一门课，他选择了法国文学。上苍安排他们相遇了。
课堂上邂逅杨宪益后，一种微妙的情愫在她心中柔软地荡漾开来。他眉眼纤细，举止斯文，亦庄亦谐，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颇具魏晋遗风。她爱上了流淌在他身上的汉民族文化。她邀他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去泰唔士河划船，他们一起朗读雪莱的《云雀颂》，翻译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她拉他一起加入校划船俱乐部，参加对剑桥大学的一年一度比赛。
对英国女孩，他并无好感。格莱迪丝的示爱，杨宪益开始还有意躲避。但格莱迪丝单纯直率，清新脱俗，完全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的虚荣与势利。她的出现，如一道雨后彩虹，划过他的情感世界。她明眸闪亮处那份毫不掩饰的情感诉求，渐渐地，攻陷他的心防。他们双双坠入爱河。古色古香中世纪的塔楼，幽深绵长的皇后小巷，蜿蜒曲折的大学植物园，这对金发碧眼的女孩和黑发黄肤的男生，女高男矮，或牵手嬉笑而过，或情意绵绵依偎漫步，成了当年牛津校园里最浪漫的风景。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她改学中文，当时中国国际地位很低，中文又难学，没人肯读中文，她成为牛津大学校史上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她愿用一生的时间来汲取《诗经》里汩汩流淌的活水，聆听那脉“文籁”。他俩的定情物也别具一格：他们约定，一起将屈原的《离骚》译成英文。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风行水上，涟漪轻漾，记录着他们的爱情。
时间总跟不上爱情的脚步，他们的爱情，面临首次严重的考验。他将学成回国，她要追随前往。她母亲震惊不已，忧虑万分，强烈反对。母亲是传统的英国主妇，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她清楚中英文化的差异，了解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反差。她怎能让独立、率性的女儿，去过“三从四德”的生活。一天晚上，母亲苦口婆心，好言规劝无效后，痛心疾首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将来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热恋中的格莱迪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她更倾向父亲的乐观：精神和谐，婚姻就能美满。
在天津的杨家人听说杨宪益要带一个英国姑娘回来结婚，立刻乱成一团，他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病倒了。那个时代，中国人跟外国人联姻的，寥若晨星。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出的孩子，是杂种人，会受到排挤歧视，没有人喜欢。
阻力越大，爱情越坚固。母亲的沉痛警告更坚定她的决心。怀揣美好的梦想，带着爱情和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她毅然做出嫁给杨宪益的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她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乃迭，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新生活。结婚那天，她身穿绣满龙凤花纹的短袖丝质旗袍，笑语盈盈。洋溢在幸福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记了母亲的警告，从此，她的命运和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婚后，他们过的是最纯正的学者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只有他和她的呐喊，夫妻怡怡，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到全本《红楼梦》，他们英译的《红楼梦》迄今还是最好的版本。戴乃迭不习惯抛头露面，她不在书房，就在厨房，只愿平静地与丈夫呆在一起，痴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精神的满足中愉快行走。她还练了一手正楷小字，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笔清丽，文字娟秀。
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是“文革”期间。文革刚开始，戴乃迭就陷入孤独，同事不愿与金发碧眼的她说话。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学生们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不久，她又因外国人身份而被捕，夫妇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刚入狱时，有人要戴乃迭揭发杨宪益，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怎么能揭发他？”儿子分配到湖北一家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农村。命运真是诡异，她母亲的话，竟然成了谶言。在他们坐牢期间，儿子因经受不住压力而精神分裂，后来，自焚而亡。丧子之痛，痛断肝肠，但戴乃迭还是泪眼涟涟地说：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
出狱后，她和他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人。亲朋聊天，一谈到戴乃迭，杨宪益总是心疼地说，要不嫁给他，她的人生就象英国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坐在阿拉伯风情的垫子上，给裙子缀上蕾丝花边，吃草莓，品糖果，喝下午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沙龙上有修养而不失风情的少妇。戴乃迭虽保留英国国籍，但自从跟随杨宪益来中国后，她一直到终老，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
岁月无声流逝，她的金发变成银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戴乃迭患老年痴呆。杨宪益立即停下手头的翻译工作，谢绝一切活动，寸步不离，陪她照顾她，给他讲中国故事。每顿饭，他都亲手喂她，婴儿般，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那双文学的手，照顾起她来，一样是温情脉脉的锦绣文章。
一个秋天的午后，戴乃迭平静地走了。携手走过一个甲子，她将曾经的眼泪与欢笑，散落在他生命的每个角落里，她的美丽沉淀在他的灵魂里。他很遗憾“自己没能和她一起走”，愧疚地写下一首催人泪下的缅怀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她走后，他的生命仿佛凝固了。撒完戴乃迭的骨灰后，杨宪益彻底“封笔”，翻译工作停止，“熊猫丛书”停版，《中国文学》杂志停刊，至今，中国再没类似的丛书和杂志出现。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一所古旧的四合院里，他孤身独住，如倦归的鸟儿，满身满眼都是无枝可依的凄凉。家中摆着他们的结婚照，卧室挂着戴乃迭晚年肖像，画上有郁风的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他每天一包烟，与画像朝夕相对，从暗到明，从明到暗，直至生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