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作家中，19世纪法国的乔治·桑是个“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个亲身体验的实践家。她18岁时和一个富有的男爵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个情夫是个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个情夫身体魁梧，但缺乏教养；第三个是裘尔·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就离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乔治·桑不断地像更换衣服似地更换情人。1834年法国的浪漫派诗人兼小说家缪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馆的床上被她骂为性无能而被赶出来。诗人海涅因被她发现有梅毒而遭抛弃。法国浪漫派小说家梅里美和她同房，因为“成绩不佳”、不能使她获得性满足仅两夜就被她抛弃了。波兰的天才作曲家、比乔治·桑小六岁的萧邦1839年开始和她同居，到了1847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几乎耗尽精力。
十日谈》第七天故事之二：妻子指挥丈夫爬进桶内去洗刷，她却和情人在桶外性交。
19世纪的法国文坛，文学巨匠风云际会。且不说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你随便找一位名作家，如大仲马、儒勒·凡尔纳等，都可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局面。他们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占领一角天空，在上头尽管发自己的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持久或瞬息，满天闪烁得难止难收，果然是一场思想、智慧、哲学的大竞技。不过，这场活神话的属性是阳性的，闹闹嚷嚷的，都是些西装革履蝴蝶结的男士。而女人呢，任你出身寒门或富豪世家，只要一出嫁，马上变成带到夫家的嫁妆当中的一件活宝。丈夫对妻子的管束权力，一如对她带来的财产的绝对管理权，遑论其他。女人，只能满足于从她们烧菜做饭的厨房里，为那些男人发出一点喝彩声。
然而，在这样的阳刚世界里，历史为法国文坛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1832年，一部名叫《印第安娜》(lndiana)的小说出来了。第一版虽然只印了700册，却获得了舆论界的好评。作者署名George Sand，一个古怪的名字。问题是个Sand字，这是前所未见的。不过，谁也没有猜想这是个女性，但凡有“德行”的女人，不会这样抛头露面。
原来这个乔治·桑，也有意将自己当成男人。她出现在巴黎的时候，身穿男装背心，外衣，长裤，打一条宽阔的羊毛领带，头戴灰色男帽，手拿拐杖。她也抽烟，吸烟斗。福楼拜干脆把她当成男人，戏称：“我要认识她，正如我已经认识了她那样，以便了解在这个大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她第一次听肖邦弹琴，边听边抽烟，使肖邦惊诧不已。巴尔扎克到诺昂去拜访她，两人在壁炉前闲聊，她也一边聊天一边抽烟。1830年，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这是个男人，尤其是她想做一个男人，摒弃女人的角色。”
说乔治·桑摒弃女人的角色，不完全中肯。正因为她的女人角色演得太入戏，将周围的男性尽管变成她的情人，才招致社会上的谣言纷纭。她曾经结婚，婚后有情人，跟情人一起住在丈夫隔壁房间里，后来为性自由而离婚。她那个Sand字，是从他的情人Sandeau而来。成了作家之后，从缪塞开始，直到肖邦、李斯特……情人一大堆。平日的交往，几乎将那个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一网打尽。在她的诺昂故居里，设有肖邦的工作室、睡房，有为李斯特准备的钢琴，有数度造访诺昂的德拉克洛瓦为她的儿子画的肖像。先后到访的著名文化人，包括巴尔扎克、小仲马、屠格涅夫，画家卢梭在内，总共二十八个。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眼里，所谓才华、灵魂、艺术、艺术生命，只该男人拥有，乔治·桑成为作家，已经不是个好女人；何况“所有人都见识过她的‘屁股’”；又何况，她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她要求性的自由平等，要求家庭范围中妇女的合法地位。她要思想、写作、说话、生活、工作的自由，要经济独立，指出问题不在于两性的差别，而在于妇女所处的状况。乔治·桑所引起的震动，冲击着整个欧洲，一直波及到美国。后来的西蒙·德·波伏娃，只能算是她的师妹。她反对女性进入法兰西学院，理由是：“法兰西学校是一无用处的伟大，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开始，就像一盏将熄灭的灯。”尽管雨果对她十分尊重：“在这个以完成法国革命，并开始人类革命为天数的世纪，性的平等是人类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人是需要的。”
但，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这种气度，什么“哗众取宠”，“女鬼”，“公厕”等污言秽语纷纷抛向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有着很高的写作天分和勤恳的写作态度。她家宾客如云，客人来到，总是先让他们自己去玩，她继续写作，到工作完毕才出来见客。她落笔轻易快捷，缪塞说：“我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写了十行诗，喝了一瓶酒；她喝了一公升牛奶，写了半部书。”乔治·桑一生写了二十四部小说，几大部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大量的通讯集。龚古尔兄弟对乔治·桑的工作能力表示钦佩，却不掩饰习惯性的对女性的鄙视：“天才应该属于雄性，斯达叶尔(Stael)夫人和桑夫人的解剖是奇怪的，她们的结构有点雌雄同体。”对《魔沼》的评价是：“假天才，天才的作假，女人都是些假天才。”福楼拜有一天问她：“你对女人的看法怎样?啊，你是第三性么?”诗人拉马丁说她，“在天才的混战中丢失了她的性别。”
然而乔治·桑这个长脸大眼，鼻子又高又长，脸庞俊俏而不娇媚的女人，可是个又勇敢胆子又大的女作家，她顶住一切风浪，以自己的魅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化腐朽为神奇，使那些攻击她的男人，最后变成她的朋友，比如龚古尔兄弟。她要在男性的神庙中占一席位，真是谈何容易。然而她的创作天分，不但使她占得应有的一席，且给文坛开创了新视野。逝世一百多年以来，她被誉为田园作家。她擅长描写生活在田园中的人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周围的大自然。作为女作家，她介入社会生活，尤其关心妇女，描写她们的生活、婚姻，幸福或者不幸。她的爱情故事，均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不单是男欢女爱，且提到更高的层次：向时代叩问。
要说魅力，乔治·桑的魅力在于她的超时代。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的超时代。她一早红杏出墙，最后从一场不如意的婚姻中挣扎出来。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一头栽到性自由当中。龚古尔兄弟尤其觉得可怕的是，“她以一种冷血的姿态来描写她的情人们，而他们几乎都跟她上过床。”1833年出版的《雷利亚》(lélia)，集中了所有的污浊：颓墙败瓦，暴雨狂风，被欲念折磨的教士，被悔恨齿噬的妓女。作者还透露，这是她个人的经验。德·费依德(C apo de Feuillide)劝告读者：“你打开《雷利亚》的时候，最好将自己关在书房，以免让污秽流到外边。”这部著作引起
轩然大波，成为一部反潮流的作品，一如法国眼下的戴邦德 (Despentes)现象。这些闯禁区的女作家，有她们的
继往开来，一脉相承。性是人的最隐私，藏在人的最深处。没有性就没有生活，性是正常的，但也可以使人变成魔鬼。不论男女作家，又有多少人不疯狂，不乐于跟魔鬼打交道?女作家闯性禁区，原来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世纪。且看看乔治·桑的表白，这是她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的一封信中写的：“活着，真令人陶醉!爱，被爱!这是幸福!这是一片天!噢，毫无疑问，过艺术家的生活，我们的座右铭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表达，这是乔治·桑最后的托辞，也是艺术家们最后的托辞；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写性爱是求名的捷径，最容易一炮而红。作家的声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没有人听得见；一旦涉及性爱，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声从四面八方来。这点作家明白，也是最需要读者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