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过两次婚，但，是跟同一个人。
我们是大学一年级接受广播电台采访时认识的。回学校，我请她上福利社，送她一本我编的《文苑》杂志，还为她叫了一瓶新出的“大使”饮料。
那饮料有点牙膏的味道，但我们喝得挺带劲，据说同学都不怎么爱喝，所以福利社后来只要见到我和她走进去，就推销“大使”。剩下的“大使”，全是我们消费的。
从夏天喝到冬天，天愈冷，情感却愈热。古时的言情小说，有在红叶上题诗或跳过墙约会的场面，我们全经历了。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我们是最先搂着腰进校门的。
我们一起搞“朗诵诗”，我是“男独诵”，她是“女独诵”。也同台演戏，我当男主角，她当女主角。只是我演小太保，她演大家闺秀。她戏里的老爸，看到我就头痛。
在现实生活里，自从我们谈恋爱，她的成绩就下降，我的成绩就上升。大概是因为她总坐在桌边陪我作画、聊天，我一边聊、一边画，画得特别好。她却不能一边聊、一边读书。
她的成绩不像以前那样常拿第一，她的老爸、老妈或许不知道。听说她认识了我这么一个美术系的穷小子，也没真紧张。但是，大三那年春天，听说我们想结婚，她家里就闹了地震。
我后来常想，要是我的孩子大学念一半，突然要结婚。后面还有3个妹妹，一个盯着一个，只怕听到消息，我也要头晕。
我的岳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的岳母对她说：“如果不好好念书，就去你爸爸的公司做事。”
我问她：“你听谁的？”
“听你的！”她想都没想，就说。
于是，那年春天，五月十号一早，我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
当天上素描课，大概是个晴朗的天气，只记得教室外头的几棵大树已现出一片绿色。
我迟到，同学都开始画了。
“谁带印章了？”一进门，我就喊。那时候师大学生每月领公费，常把私章带在身上。
有两个同学举手。
“走！”我说，“帮帮忙，帮我到地方法院公证处盖章，当‘见证人’。”
我们一溜烟跑了。教室里的同学纷纷把画架推倒，发出轰然巨响，当做结婚礼炮。据说我们的老师徐宝琳，为此被系主任骂了一顿。
上午在法院申请书上盖好章，我带她去买了一件短短的蓝色洋装，又把自己“塞进”黑西装里。梳了头，搽了不少发蜡，再去银楼买了两只细细的白金戒指。
下午公证时，大约有七八对新人一起行嘉礼。同学来了一大帮，手上抱着花，全是从校园里“借来的”。
我在重庆南路上，看到一个背着照相机的男人，问他：“有没有底片？”“剩几张。”
于是请他帮忙，按了3次快门。
照片出来，十分精彩，尤其我的黑西装配黑框眼镜和有棱有角的发型，十分“后现代主义”。
我立刻领到了结婚证书。跟太太一起回门，拜见岳父母大人。
岳父绕着沙发一直走。我而今只记得这个画面，也常想，要是换成我做岳父，恐怕情况会热闹得多。我也常盯着小女儿看，心想，你将来可别跟你妈看齐。
骨肉总是骨肉。隔些天，我老娘跟我舅舅出面了，大家先把我们小两口或真或假地骂了一顿。接着两家商定日子，隔年元月二号，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第二次的场面自然不同。在中山北路的红宝石餐厅，席开数十桌。诗坛大佬左曙萍先生证婚，师大喷泉诗社的朗诵队献诗。请帖用西卡纸烫金，外加红色丝带，新娘换3件旗袍亮相。
虽然只是个大四学生，系里的老师全到了。林玉山老师、喻仲林老师、胡念祖老师送了画。穷匮的同学也都送了红包。大家都说我这第二次结婚够体面，有的同学私下竖起大拇指：“够大胆！”
多年后，我的学生结婚，我一定送画。
当年做我“见证人”的女同学，有样学样，照我的方法革命结婚，并请我做她的见证人。
我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我很少表示意见。
我的女儿带小学男同学回家，我都心跳加速。
我的岳父母跟我们同住，成了真正的一家人。每次岳父绕过沙发，我都心一惊，想起当年的那一幕。
我的老婆很不喜欢第一次结婚的照片，说太土了！
但是，当我们讨论该庆祝哪个结婚纪念目的时候，答案一致：当然是第一次！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