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一起大案，准确地说这是清朝建制以来的头号贪污大案：甘肃贪污案。此案涉案人员之广、官员级别差距之大都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在这场肃贪风暴中，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贪污白银2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一场肃贪之风横扫过后，甘肃官场为之一空。有人总结甘肃贪污案的特点：无官不贪，而且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地贪腐。
甘肃官场上演齐黑 最穷省份靠输血
整个甘肃官场，当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谁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谁都别想洁身自好。在那样的酱缸环境里，谁都别指望做一只独善其身的“白乌鸦”。这种情况，有人称之为官场的“齐黑”效应。
在长达七年时间里，甘肃连续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集体配合，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被揭穿的。要做到“齐黑”，那就必须要将这条权力链上的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很多时候，还要把好人硬生生地逼成坏人。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曾经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是通过举人捐纳知县走上仕途的，历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从京官调任甘肃布政使，相当于甘肃省省长，受命办理收捐监粮。
在当时，甘肃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用于该地购买粮食，以抚恤当地的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政府规定：各州县存储米谷，大州县存1万石，中州县储8000石，小州县存6000石，全国统一标准。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地区的粮食储备数额进行了调整。在当时，像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当地的百姓没有其他收入，就靠两亩薄田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风调雨顺之年，老百姓都难以糊口，如果不幸摊上灾年，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清廷也对这一地区出台了特别的抚恤政策：该省大州县存谷2万石，中州县1.6万石，小州县1.2万石。由于区域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不同类型，朝廷往往会制定不同的标准。
大小贪官一起上手 挪用捐纳只收钱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也就是国子监的学生。比如说，文学大师曹雪芹的叔祖曹荃，叔伯曹颜、曹颙也都是“捐纳监生”出身。监生并不是实际的官职，而是“晋身之阶”。通常情况下，读书人需要通过层层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才能做官。但对于那些达官显贵、豪门巨富来说，他们可以不用参加层层考试，只要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这就叫“捐纳监生”。
当时的甘肃就因这种方式而迅速张开了一张灰色的权力网。省内外商民跑到甘肃省的地盘上买来监生头衔后，他们并不奢望能够进京入国子监去读书。获得监生头衔后，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
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外商跑到甘肃的地界上来“捐纳监生”？主要是因为甘肃开捐的价格比其他的地方要低得多，每名监生只需捐麦豆四五十石。当时一石合28千克，四五十石相当于1400千克上下，按照现在的大陆市价也就是3000多元人民币。
那些经手的地方官借此机会大捞特捞，挪用捐纳的钱粮。有的嫌收取实物太麻烦，还要折收银两，干脆就直接收钱。时间长了，政府也就摸清了底数，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朝廷只好恢复拨钱购粮的老办法。这时候，户部每年都要给甘肃拨银一百好几十万两用来采购粮食。
布政使总督
沆瀣一气 谎报灾情吃户部
让乾隆皇帝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自己每年都要向甘肃批拨专款，可这一地区年年都打报告上来，哭着喊着钱少粮缺。虽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老是这么
没完没了地哭，难免会让人生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打报告要求恢复捐监旧例，乾隆皇帝同意了。但这一回，乾隆多长了个心眼。乾隆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走马上任时，向乾隆皇帝拍着胸脯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暗地里却另有一番勾当。为了能够捞取好处，王亶望和总督勒尔谨在私下里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
王亶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皇帝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糊弄了皇帝，占了皇帝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但一国之君又岂是三岁的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亶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当这个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以灾谋利。同时下令各州县也要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堂堂的知府都敢带头蒙骗中央朝廷，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追查下来，有高一级的官员在那里顶着，天塌下来也砸不着他们。
这股风气一开，整个甘肃地界的权力食物链，每一个环节都在上演着同样的猎食方式。
和珅打败仗牵出惊人贪污案 56人被斩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暴动，甚至一度威胁兰州，皇帝急派宠臣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军镇压，但和珅并没有军事才能，一战而败，却将责任推诿给下属，认为他们不听指挥。当督师大学士阿桂赶到前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乾隆皇帝也已经洞察和珅的用意，将其召回身边。和珅为了挽回颜面，又借口说甘肃连绵大雨，影响了作战，乾隆一听立即生疑。清代规定督抚要向皇帝定期汇报雨水粮价，而此前甘肃一直报告连年大旱。在甘肃作战的阿桂同样奏报“雨势连绵滂霈，且至数日之久”，乾隆由此认定：“是以前所云常灾之言，全系谎捏”。官员谎报旱情必然是为了贪污朝廷下发的赈灾粮食，乾隆下令和珅、阿桂查办此案。
此时正好甘肃布政使（主管全省民政、财政）王廷赞赴避暑山庄觐见，他立即被逮捕审讯，王在百般抵赖后终于揭发了甘肃官员集体冒领贪污赈灾款项的事实。甘肃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卷入了这场贪污大案，在得知案情后，乾隆皇帝震怒：“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亶望、蒋全迪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白银2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一空。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首犯王亶望被抄家后发现其家产折合白银300万两，其中有不少珍宝和名贵字画，乾隆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但当他检视这些抄没之物时却发现“多系不堪入目之物”，他推断必定有人调换吞没。乾隆四十七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询问浙江布政使李封和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陈淮，但他们均矢口否认。乾隆命令将抄家底册与物品一一核对，果然不相符，确实有人从中调换侵吞。在铁证面前，李、陈二人只好认罪，供出了主犯闽浙总督陈辉祖。陈辉祖被逮捕严刑审讯，交待了调换抄家物品的经过，被判斩监候，后被赐自尽。这算是甘肃集体贪污案连带出来的案件，结果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陈辉祖的贪婪和胆大妄为令人惊讶，在甘肃贪污案被如此严厉处置后，他竟然还敢侵吞首犯的财产，想必是他心存侥幸和贪腐已经习以为常，没成想正好撞上了乾隆的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