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避世，是指离世隐居，避免和外界接触的一种生存方式；忍世则不同，它是忍辱负重，规避锋芒，顽强地在尘世之间生活的一种行为。
避世，是因为看不惯或害怕外在的纷争，承受不了生存的压力，没有安全感，忍无可忍，便选择了距离，选择了放下，选择了离开，退隐于平淡却平静的生活，以此“对抗”生活的苦难。在中国古代，避世极为盛行：一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张时彻“逍遥堪避世，从此觅丹梯”，不一而足。
可以说，避世是消极处世的一种体现。陶潜少时有“济天下苍生”之雄心壮志，然东晋王朝极端腐朽，以致陶潜空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只得在义熙元年（405年）坚决辞去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一职，长期隐居田园。因为果断弃官退隐，才拥有了不朽的万世流芳的文字。鲁迅因此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有关避世，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也说到过：“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的。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在旧时代，人们在失去自由平等权利，遭受各方要挟的情况下，要想好好生存下去，消极避世便成了最好的途径，最佳的选择。
《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一则“避世金马门”的故事。金马门是汉朝宦者官署的大门，门旁有一对铜马。汉武帝时，东方朔任这一官署的郎官，经常在汉武帝身边侍候。由于他见闻广博，又能说会道，而且言语诙谐，汉武帝每次与他谈话，都十分愉快。汉武帝很喜欢他，认为其他几个郎官都不如他，常赐他与自己一同进膳。吃完了饭，东方朔会把桌上剩下的肉食藏在怀里带走，常弄得衣服上油迹斑斑。此外，汉武帝还常常赐他锦帛。每次接受赏赐，东方朔都双手高举过头走出宫去。而这些赏赐之物他也不派别的用场，专门用来娶长安城里美貌的女子为妻。可这些女子没一个能与他过得长久，东方朔总是过了一年，就将之抛弃，另外再娶。他的钱财全部花在这些女子身上，全不当回事。
因行为怪诞，汉武帝身边的郎官们都叫他“狂人”。在一次宴会上，东方朔一边喝酒，一边手舞足蹈。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总是与别人不一样呢？怪不得大家叫你狂人。”东方朔说：“古人避世隐居，是住在深山旷野里的，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朝’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东方朔放下酒杯，弯下腰，将手按在地上，唱道：“沉沦在俗世啊，避世金马门，既然在宫殿中可以避世保全自己，何必到深山中去住草房啊！”
更多的是忍世。忍世，并不是一味地退让，而是伺机而发。古今成大事者，没有哪一个不是在特定时期受尽屈辱，隐而不发的。他们深深懂得，忍，不是窝囊的体现，而是一种策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法。围棋战术中，有个棋局叫珍珑棋局，白方杀死自己一片棋子，故意舍弃很多棋，黑方还以为白方糊涂。到最后，真相大白，白方非但没输，反倒拥有了海阔天空的回旋之地。
周成王告诫君陈时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意思是必须有忍耐之心，才能办成事情；有宽容之心，道德才能高尚。孔子告诫子路时也说：“喜好争斗必定要受到损伤，一味逞勇一定会导致灭亡。做各种事情的根本态度是：忍让是最好的。”
说到忍，不得不说说这样一则故事：唐朝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待人宽厚有度量。在他的弟弟升任代州刺史准备出发上任时，娄师德对他说：“我不才却担任宰相，而你现在又任刺史，我们都受了国家过多的恩宠，将招人妒忌，你要怎么做才能保全先人的名声？”他的弟弟跪在地上说：“从现在开始，即使有人把唾液吐在我的脸上，我也不说什么，自己把唾液擦干就是了，以免兄长替我担忧。”娄师德却说：“这正是我所忧虑的。别人吐你唾液，就表示他对你生气了。你把唾液擦掉了，表示你厌恶别人的唾液，是抗拒别人的愤怒。所以不要擦，让它自己干，你何不也笑着承受呢？”这就是“唾面自干”的由来，比喻待人忍让、有容人之量。
无独有偶，李宗谔的父亲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李宗谔在父亲执政时，为了避嫌疑，远离权势，常常车马俭朴，与贫寒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天，李宗谔在路上遇见父亲的官轿，李昉马前的官员不知道他是本家公子，就严厉呵斥他并侮辱了他。此后，李宗谔每见到这个人，就自己躲了起来，以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感到惭愧。这是成语“呵辱自隐”的出处。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善良、大忍之心，李宗谔终于成为一代英杰。
“忍一时海阔天空，让三分风轻云淡”，有所忍才能有所成。当然，忍世之人，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该忍，什么不该忍，忍到哪一步方有个了结，绝不会无原则地逍遥、自在、闲适、散淡，更不会长时间隔着玻璃看天下，抱着世俗沐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