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朱民担任IMF副总裁的理由时，拉加德说：“IMF需要改变高层管理人员的背景，除了那些常青藤和欧美名校毕业的博士外，更需要像朱民先生这种历经了生活磨难又了解发展中世界的博士参与。”
朱民在同事和朋友眼里，是个谈吐幽默、风度翩翩的绅士，但外人却很少知道，他的生活曾充满艰辛，这也成了他不断进取的一笔精神财富。
1968年，16岁的朱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糖厂当工人。开始，他以为在车间上班，没想到让他去扛大糖包。当脊梁上第一次放上200斤重的糖包时，他顿时懵了，嘟囔道：“我这么小，就让扛这么重，能不能放个分量轻的？”话音刚落，就听旁边的人说：“嫌重？坐办公室倒轻省，你有那个能耐吗？”此话深深刺痛了他，不由分说猛一使劲，就将200斤的糖包扛起来，趔趔趄趄向库房走去。当放下麻包的一瞬间，他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但看着还有小山般的麻包在那里等着，又打起精神重新上阵。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可厂里又组织政治学习，回到家往往过了吃饭时间。
虽然很苦很累，他却苦中作乐，匆匆洗过澡，吃完饭，又拉起了小提琴。母亲心疼地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即使不拉小提琴，明天照样扛麻包，这样还能解心烦。”父亲一句话不说，只在一旁叹气。
朱民并未因苦难而放弃文化课，他将每天都做了详细计划，一旦空闲下来就复习功课。他坚信，绝不会扛一辈子麻包，只要咬牙往前走，这个世界总会给自己留有一席之地。
这一天终于来到。1977年高考恢复，已经25岁的朱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又留在母校经济系任教。为进一步充实知识，他决定走出国门，在经过严格考试筛选后，于1985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录取。
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朱民发现自己英语很难过关，有时上课连教授的演讲都听不明白，这让他很着急。
与生俱来的不服输性格，促使他只有一个念头：迎头赶上才最重要。于是，他采取了措施：每次上课前，都提前15分钟进课堂，为的是能坐在第一排，这样听课和提问时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二是录音。在美国大学，老师讲课绝不允许学生录音，因为对于老师来说，讲课也是知识产品，如不经老师许可而擅自录音，就会被视为侵权而受到指控。朱民就在每次上课前去找主讲老师，请求道：“实在对不起，我的英语不太好，可我又十分喜欢您的课，请求能格外开恩让我录音，便于我课后复习。我相信，您一定会答应一个要求上进的学生的要求。”他的诚恳，打动了每一位老师，都破例允许他在课堂上录音，这在普林斯顿大学确实很少见。
由于他勤奋好学，不到半年英语就过了关，并能熟练地用英语发表演讲，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刮目相看。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取硕士学位3年后，又获取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至1991年在该校任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虽然后来一切都显得很顺利，但朱民从来不回避那段艰辛的历史。在被提名出任IMF副总裁后，他感慨道：“诚实永远是做人的第一原则，每个人都不能否认或者修饰任何客观事实。而挫折只是生活中必须过的一道坎，谁也逃避不掉。只有勇于面对客观，承认困难，才能战胜困难，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