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创作的《词语》.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萨特对誉满全球、让世界各国作家心驰神往的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感兴趣.他早就从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得知，他有望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在10月14日写信给瑞典文学院秘书长，礼貌地希望不要把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不巧，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度假去了，没有看到这封信，因此投票照常进行.
大奖结果公布那天，萨特有意避开了媒体的追踪采访，像往常一样带着女友波伏娃来到他经常去的那家餐馆用午餐.他点了他最喜欢吃的扁豆咸肉；在等上奶酪的时候，他抽起了烟斗，平静似水，没有一丁点兴奋得意的神色.
当萨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
欢欣鼓舞.萨特自己却很失望，下午还是在那家餐馆，他写了份拒绝领奖的声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全世界不得不对这位戴眼镜的小个子法国哲学家的铮铮傲骨
刮目相看.
其实，萨特追求独立人格与崇尚自由的精神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他就拒绝了法国政府颁赠的荣誉勋章.1965年，为抗议美国的侵略越南战争，他拒绝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1968年，他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激愤地表示：“今天，苏联的模式已不再有效，因为它已被官僚主义所窒息.”
自从1938年萨特发表体现他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小说《厌恶》以后，他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书房里.他是个作家、哲学家，更是一个酷爱自由、仗义执言的斗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多次抗议法国政府发动的殖民地战争，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须知，对于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有可能背上“卖国”的罪名，需要极大的勇气.果然，极右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在游行时喊出了“枪毙萨特”的威胁口号，并且两次用塑胶炸药炸毁他的寓所.但是，萨特毫不畏惧.有人干脆向戴高乐总统建议，将猛烈抨击政府的萨特关进监狱.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回答，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
1905年，萨特出生在巴黎的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但父亲在他两岁时就病死了.是慈爱的母亲、富于艺术修养的祖父祖母给了他良好的家庭教育.
不过，外祖父对萨特的影响更大.外祖父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在巴黎大学教德语.他非常喜爱这位外孙，萨特也没有让他失望，四岁时就能连猜带蒙地阅读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名著《包法利夫人》，以及雨果等大作家的作品；七八岁时模仿别人写起了小说.家人连连赞叹他是“神童”.
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五年后，二十四岁的萨特毕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全国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也是在这次会考中，萨特结识了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两人结为终身伴侣.
在当了几年的中学哲学教师后，1933年，萨特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留学，进修哲学.在这个浸透了深厚的哲学人文传统的国度里，萨特
如鱼得水，他先后拜西方现代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为师，专心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为他以后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萨特1935年回到巴黎后，继续在中学教哲学.业余时间，除了为一些杂志撰写文章，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出入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咖啡馆、夜总会，悉心观察他们的言行，孕育创作灵感，以至咖啡馆老板对这位总是默默地喝咖啡、默默地写啊写的作家，熟悉极了，俏皮地称他是“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1938年，萨特的哲学小说《厌恶》问世，一举成名.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主人公罗康丹生活在一个污秽龌龊的世界里，非常苦闷和彷徨，感到生活与存在毫无意义.法国的一位评论家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在盲目探索存在概念时会陷入什么样的痛苦和不幸深渊之中，那你就必须读一读《厌恶》.”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1940年被俘，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九个月的铁窗生涯，第二年被释放.回到巴黎后，他一面继续教书，一面从事戏剧创作，并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活动.1943年，他发表了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战后，他与人合作创办了激进的《现代》杂志.而四十年代，是萨特写作的黄金时期，他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剧本《苍蝇》、《此路不通》、《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
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之为“人学”，人是他的哲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人首先存在着，然后通过一连串的自由选择，赋予虚无的人生以意义.没有任何准则可以约束人的行动和自由.存在先于本质.人就是自由.
萨特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这无疑是积极的.但他把个人自由夸大为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主观想像的东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他的存在主义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然而，萨特一直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晚年，虽然由于眼病而处于半失明状态，不能像过去那样从事繁忙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但他对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仍然非常关心.六十年代末，当法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他立即给予全力支持，并担任了左翼的《解放报》、《人民事业》两报的主编，还亲自上街卖报.苏联入侵阿富汗，萨特立刻严厉谴责，当欧洲一家电台的记者就此事采访他，问：“依你看，今天谁家是肮脏的手?”
萨特
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苏联政府，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
萨特去世前不久，在病房里与助手进行了几次长谈，回顾一生，他感慨道：“我不以为，我单枪匹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辨认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进的社会力量.我以为，我的位置是在它们中间的.”
法国人民没有忘记他.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几万群众自发地上街参加他的葬礼，表达了对他深切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