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严厉的人。有时岂止是严厉，简直是蛮横霸道、不讲理。一次，他在堂前打二哥，厨下的母亲心疼不过，就叫五六岁的我去“拖”（劝），说：“你阿爷（方言，即阿爸）最疼你了。”父亲打人是不允许别人“拖”的，谁“拖”就打谁，连母亲也不例外。听话的我真的上前一把抱住父亲的小腿，战战兢兢地说：“别打二哥了。”“不打你二哥那就打你！”说着扬起蒲扇般的大手就往我头上砸，吓得我闭起双眼屏住呼吸，一双小手本能地箍得更紧了。不知是这一箍箍出了他的舐犊之情，还是真如母亲所说，在父亲眼中，四个儿子他最疼我，总之这一次的打终于没挨成，但罚跪是免不了的。父亲把我的衣领一提，说：“去，跪到你二哥旁边去！”
那年头，农村生活是清苦的。父亲长年奔波在外，一年难得回几次家。每次回家，母亲总是从箱角拿出仅有的一两个鸡蛋为他煎上。其时大哥在外读书，二哥在外劳作，只有我成天跟在母亲身后屁颠屁颠的（小弟还没出生）。父亲总是将蛋分一半给我，然后一声断喝：“走，一边吃去！”我也就兴高采烈地双手捧着到一边去慢慢品咂。一次，不知是饿了还是怎么的，总之没走出多远，手中的煎蛋就没了，而蛋香的引诱又战胜了对父亲的畏惧，我忍不住转过身来，一双小眼骨碌碌地直盯着父亲碗中的蛋，身子也就越挪越近。父亲火了，连同碗中的半碗饭往我手上一塞：“一起给你！”“阿爷真好！”欢天喜地的我捧着就跑，根本不懂得这是父亲“火”我了。
今天，在我们的孩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就半碗饭、一个鸡蛋吗？是的，今天的物质丰富了，鱼肉蛋虾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然而在当年的农家，肚子能填个大半饱也就谢天谢地了，米饭、油煎蛋自然成了上等佳肴。
父亲是个农民，农民自有农民的爱子情结。1985年，已娶妻生子的我外出学习，中途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听说要开刀，我只得托人打了个电话给大哥。后来刀没开成，我在三天后就出院回到了学校休养。返校后的第二天中午，父亲就风尘仆仆地进了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要是个指挥官就不得了了，今日把人调到这，明天把人调到那！”看着他粗声粗气的样子，我和妻四只眼睛睁两双。我们坐下慢慢说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一听说我病了，就赶往外地四处打听，我竟然打道回府了！“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看着我能走能动的，他饭也不肯吃掉头就走。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山路呢！倚在门边，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我久久没说一句话。
1989年，63岁的父亲因食道癌复发去世了。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躺在竹椅上不能动了。其时小儿子才出世几个月，他要我抱着孩子贴近他面前，然后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脸对我和妻子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你俩要好好待他。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认为孙儿辈中此子最像他。不知是父亲这临终前的一摸将自己的性格传了下来，还是他在冥冥之中一直关注着他的孙儿，总之是小儿子的脾气秉性越来越像父亲：那耿直、那火气、那要强劲儿。每每看到儿子“冲”劲十足，我就在心底默默告慰父亲：您老人家有传人了！
如今父亲长眠于故乡的青山绿水中已15年了。不过他不会寂寞，因为长伴他身边的有他的二儿子——我的二哥。二哥19岁那年，因急病在离家十几里的太平山林场过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大放悲声，一连几天不吃也不喝。
父亲去世的头几年，无论我在哪里，也总会在他的忌日偕妻携子去为他上坟，以便亲手在坟上加一抔土。如今，我身在异乡不能按时回去，小儿子也于今年考上市重点高中，学业繁忙。于是，我只得在电话中再三叮嘱弟弟与弟媳，要他们在各种时节，尤其是父亲的忌日，代我在父亲坟前磕三个响头，以示我对父亲的思念与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