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80周年儿童故事

长征80周年儿童故事一：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长征80周年儿童故事二：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长征80周年儿童故事三：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长征80周年儿童故事四：雪山忠骨

　　除了二十五军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都或多或少地见识了大雪山的淫威。从进入邛崃山区的那一天起，一直跟在红军身后的追兵便不见了。这时的蒋介石只是调遣队伍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他断定红军翻不过皑皑雪山。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队伍的主题词便是翻越。翻越的对象是一座座终年积满冰雪的高山，翻越的工具是用碎布、棕毡撕成条包裹的草鞋和穿在脚上带钉子的土制登山鞋，翻越的条件是每人山脚下喝一碗热姜汤，揣在怀里的几个小红辣椒。

　　现在回头看，雪山只不过是一个统称，是红一方面军翻过的五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过的十座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前后三次累计翻过的二十多座雪山的总称。

　　由于气候的变化，如今的夹金山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一年中大约只有四个月会有积雪。而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中旬，只能看见绿茸茸的草甸和漫山遍野的鲜花。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折线，从一圈圈的盘山公路间蜿蜒穿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弯。

　　我们踏着英雄们的足迹，向上攀爬了一段。远远看上去似乎很平缓的一段路，却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体力。高山缺氧让我们举步维艰，遇到乱石堆积的地方，不借助工具很难通过。

　　行走在边缘地带

　　走下雪山之后，周恩来连连咳嗽，这只是一个前兆，随后袭来的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和周恩来一样，翻越雪山是很多红军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翻越五岭，四渡赤水，也超过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

　　抢渡大渡河以后，雪山并不是红军北上的一条路。当时，队伍从东侧能够抵达茂县;从西侧可以沿一条商队常走的山路通往川西北的丹巴地区;最后一条路才是横在面前的夹金山。

　　当时的红军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达维县党委书记任强指着地图解释说，东侧走的大路早已布好了川军，西侧不仅路远，还要经过大小金川地区，面临诸多土司武装的威胁。为避开攻击，红军不能靠聚居区太近，但为了取得粮草，也不能离得太远。换句话说，当时的红军只能长期徘徊在边缘地带。

　　这就意味着未来两个月内红军将不停地翻越雪山。从夹金山开始，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陡然升起，岷山山脉、折多山脉、横断山脉环绕于前，大小雪山共有几十座。而红军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在长途跋涉中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见过雪。

　　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是红一方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前，红四方面军已经先行翻越了海拔4592米的红桥雪山。

　　即使在当地人眼中，夹金山也是值得敬畏的。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这座山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而红军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炎热潮湿的华南或华中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应对冰雪的经验。

　　登山前，卫生员们不得不像教孩子一样耐心地向将士们讲解: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出发前用布条遮住一部分视线，防止雪盲;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喝一碗祛寒的鲜姜辣椒汤;在山上禁止喧哗，防止发生雪崩……

　　6月的山脚下天气已经很热，刚开始爬山时，人人汗流浃背，衣服湿透。快爬到雪线的时候，气温一下子降低，战士们觉得凉快下来了，开心地互相开着玩笑。“谁也没想到后面，没想到爬座山居然会死。”九旬老红军马其章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

　　进入积雪线后，俨然进入了严冬，有的地方积雪一直没到膝盖。“我穿着平时的草鞋和短裤就翻过来了。”马其章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然而，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并不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马其章那样轻松。

　　种种对冰雪的不适应在雪线之上集中爆发了。越向上爬，空气越稀薄，很多人出现了高山反应，加上寒冷饥饿，有的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人没有按照卫生员的嘱咐遮住眼睛，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中突然雪盲。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一脚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由于缺少御寒装备，许多人冻僵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或者滑倒后直接坠下冰崖没了踪影。

　　“地上有前面人趟出来的一条雪路，大家就低头跟着走。”85岁的老红军张世秀已经记不清登山的过程，“沿路时常有长条形的雪堆，都是去世的战友。”

　　爬上山顶，垭口寒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力气小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老红军杨定华曾经用文字记录了当年的经历:“站在山顶，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我们冲飞机喊，上来啊，有本事上来啊。他们根本听不见。”

　　终于到了下山的时候，滑溜的冰面根本站不住脚，战士们纷纷坐在山顶上，像溜滑梯一样顺着山坡滑下去，但是，并不是所有结满坚冰的路面都能顺利滑向山脚。于是，有的红军战士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像炮弹一样，笔直地冲下了万丈深谷。

　　山脚下，兄弟重逢

　　“他们从山上下来时，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皮包骨头。”四川省小金县达维镇的藏族老人张绍全一边说，一边用手在两颊边比划，形容着红军瘦削的脸。

　　1935年的农历五月初四，张绍全见到了刚刚成功翻越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当时他叫顿巴，还没有汉名。达维也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全村只有106户人家。

　　当时只有21岁的顿巴可能并不知道，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度过的是承前启后的一天。在这天之前，一方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路上第一座雪山的考验，并成功地与阔别八个多月的四方面军相逢;在这天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张世秀至今也说不清自己队伍的编号。入伍时，她是红四方面军25师的一名卫生员。到了达维之后，她和另外1000多名战友被划归到中央红军。还没来得及记住新队伍的名字，张世秀便因为一场疟疾留在了达维，随后一直定居下来。

　　长征初期，红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红四方面军曾丢失过一个密码本，由于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此后便停止了使用。

　　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后，杨成武带领的突击队已经出发，任务便是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也几乎同时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寻找一方面军，率队的是年轻的李先念。

　　如果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突击队行进的路线，只能说是冥冥中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所指引。否则，很难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红一、四方面军各自的突击队尽管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就像是两块互相吸引的磁石，总是蜿蜒地朝着对方前进，两支队伍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时候只有100公里。

　　终于，几声军号确认了兄弟的相认。两支队伍在山路上狭路相逢，走过漫长的征途，两支队伍的服装差异很大，又都没有打出明显的旗号，兄弟相见对面却互不相识。两支队伍都很机警，先头部队已经交了火，互相放了一阵枪，幸好还没有人员伤亡。一支部队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指战员下令吹响军号来试探对方。

　　“自己人啊!”同样的军号声在对方的队伍中响起。两方的士兵都沸腾了，握手拥抱，相互问候，一片欢呼。从中央苏区撤出8个月来，一直孤军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和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自四渡赤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

　　李先念并不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正固守着刚刚打下来的三关桥。在此之前，李先念率领队伍打下了达维县城另外一侧的猛固桥。控制了这两座桥，就等于扼住了达维仅有的两条道路。

　　收到25师师长韩东山的电报，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东山立即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这时，红―方面军的部队正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见面后，红四方面军当时便补给中央红军一千多人。李先念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们心目里，这就是一家子。”在随后召开的集会里，红军们唱起了自己编的会师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

　　当天晚上，县城旁边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红军载歌载舞，好动的顿巴忍不住加入其中。当晚和顿巴合舞的红军叫张绍全，队伍临走时，他把自己的汉语名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送给了顿巴。

　　山下，曾经洒满血泪

　　1936年，距离达维会师已有一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宝兴和达维只隔着一座夹金山，已经有了汉语名字的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对红军再也不陌生了。

　　和去年似乎相同的情景又出现了。山腰上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队伍，红军“喊着口号，好远都能听见。”这次，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带着食物和水，对翻山过来的红军表示了欢迎。

　　对于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和一年前不同的是，由于熟悉了雪山地貌，战士们减少了翻越夹金山时的人员损耗，但队伍却有了新的血泪。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天全一带受挫，不得已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上千名伤病员，被永远地留在了夹金山的另一端。

　　整装待发的部队望着身后上千名年轻的红军伤病员。他们躺在雪山脚下，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部队。这都是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对手，更何况，在红军伤员中，有人在十几个小时前刚刚杀掉了国民党的士兵。

　　“大家要安心，尽量养好伤，如果敌人来了，胆敢有杀害伤员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据理力争。”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含着眼泪说。一方用心地听，另一方无奈地说，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话对于肯定是严酷结局来说，多少有些苍白。很多红军战士不忍离去，走在山路上的也是一步三回头，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伤员，岂止是他们的战友，有的真的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漫天飞雪中，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在百万军中不曾皱一下眉头的红军将领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部队终于出发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在夹金山上回响，盖过了飘飘洒洒的大雪。

　　山顶，至今伫留英魂

　　顺利通过夹金山只是红军过雪山的一个序幕。从四川盆地到松潘草地之间的几个红军坟，默默地证明着红军此后更为艰难的道路。

　　在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翻越的雪山却最多。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麦拉山、瓮水、邯坡等二十多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由于曾三次跋涉雪山草地，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红桥山、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党岭山、巴郎山、鹧鸪山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

　　1952年7月，驻扎在雅克夏雪山的解放军部队在营地附近发现了排列整齐的12具遗骨。这些遗骨全部头南脚北排列，且间距相等，保存完整，看不出任何断裂和枪伤的痕迹。当时，这支部队的一位负责人正是当年爬过雅克夏雪山的老红军，他根据已经风化变脆的军装和散落在骨架旁的皮带环、铜扣等等遗物认出，这12具骨架就是红军战士的遗骨。

　　后来查明，这支红军队伍是红二、四方面军建制的一个班，他们在甘孜会师后，北上翻越雅克夏山，夜里在山顶宿营。海拔4443米的雅克夏山山顶的空气非常稀薄，这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全部由于缺氧窒息而亡。

　　解放军战士们把这12具红军战士的遗骨收殓起来，在距山顶100米的一处山凹中造坟立碑。

　　在雅克夏雪山脚下的黑水城郊，伫立着一座更大规模的红军烈士墓。这里长眠着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途经黑水城时牺牲和冻饿而死的烈士遗骨。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战士，有将近一万人。他们的家乡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区，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的也不过24岁。据当地的老人回忆，直到20世纪70年代，雪山上还时常能见到一堆堆的白骨和被丢弃的手榴弹。

　　与雅克夏雪山相隔数百公里的党岭雪山上，也保存着一座红军坟。它是中国海拔的红军坟墓。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翻越了党岭山，同时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路程最远的一次翻山纪录。

　　党岭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约200里路，四方面军站在山脚的时候，当地夜间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白天也都在零度之下，但很多红军却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光着脚。

　　上山时，即使是最顽强的挑夫也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先头连队根据向导的指点，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孔，大家紧紧跟随着前进。四肢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脚被冻裂，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中，有的人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不自觉地停下歇一歇，结果永远躺倒在雪山怀抱里。

　　现在，山顶上的红军坟没有坟头，没有墓碑，甚至连一点红军的痕迹都见不到，却经常有当地百姓上山来祭拜，环绕的经幡和哈达成了山顶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