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人们感到前途渺茫。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都在问：中国到底怎么办？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号，有的人希望通过政治改良，富强国家，强大种族，挽救中国。有一位
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用他那特有的武器——译笔，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
公元１８７７年，严复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学的是兵船驾驶，清廷指望他能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却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开始醉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严复回国以后，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
迫在眉睫。严复感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于是，他开始鼓吹变法维新，撰写了不少政论文，还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近代理论著作。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使他成了当时举国注目的人物。
《天演论》的原名叫《进化学与伦理学》，这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捍卫者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翻译，简称为《天演论》，意思就是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严复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翻译这本书的。他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运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全中国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
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简单地翻译原文，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的。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按语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反侵略的进步学说。
赫胥黎在书中说：“生物自古以来是不变的，生物发展的基本现象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赫胥黎的进化论观点，严复是完全赞同的。但赫胥黎同时又说：“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而是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人类是高于动物的，人性本善，能做到
相亲相爱，不同于自然竞争，所以社会伦理学不同于自然进化论。”严复对此是不同意的，为此书名也只用了原书名的一半。因为在严复看来，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当中，谁的实力最强，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是灭亡。他解释说：“欧洲国家之所以胆敢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衰落，就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浑浑噩噩。”因此，他奉劝国人别再以天朝大国自居了，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如今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
严复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一种以强灭弱、以大欺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对于当时沉睡着的中国，这却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也给一些麻木了的中国人送了一帖清醒剂。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眼看就要被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瓜分干净了，但清王朝的封建顽固分子却抱残守缺，不肯改革。
严复之所以要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要强调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中国与外国，都不例外。因此，中国人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否则要被淘汰。严复告诉人们，在认识这个规律后，不要甘做劣等民族，坐以待毙，而应该赶快革新社会政治，做到自立、自主和自强。
自从进化论引进中国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并使“不竞争，不能生存；不自强，自取灭亡”，变成一切关心祖国命运人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