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存在着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名编剧刘震云，他与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合作，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滴水不漏；另一个是作家刘震云，寡言、克己，内心深处不亲近权力与富人。
两个刘震云
一身黑色西装的刘震云和一袭红裙的刘雨霖出现了。这是2016年9月20日上午，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一句顶—万句》的发布会现场。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导演刘雨霖是他的女儿。
刘震云的名字以“原著/编剧”的头衔醒目地出现在海报的第一位置，整个发布会上，他是主导现场的角色。这并非刘震云在2016年中国电影大银幕的唯一一次出场——发布会前一天，另一部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推迟上映的消息刚刚曝出。
对不同的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刘震云，自1993年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二人至今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都改编自他的小说。另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刘震云，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得主，同年的获奖者还有莫言。
两个刘震云在1991年《一地鸡毛》发表后第一次产生交集。他的妻子郭建梅是一名出色的公益律师、刘震云的北大校友。还记得，在此之前，刘震云只是《农民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家中拮据，但从这篇作品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改善。
“我印象可深了，《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从那以后，女儿能够不断地吃上肯德基了。家里由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床。
在作家刘震云身上，人们找不到如今在名利场游刃有余的编剧刘震云的影子。他们一家住在报社的宿舍大院时，郭建梅带女儿出去转，邻居总和她说，你们家孩子他爸从来不说话。人们觉得刘震云像个哑巴，木讷，蔫蔫的。郭建梅记得特别清楚，在刘震云获得些名气之后，有个报社同事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目叫《悄然长成的一棵大树》，“意思就是从来被人忽略的一个人，被人不惦记的人”。
我们村
作家刘震云来自河南。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话语里还经常会出现“我们村”“俺村”。别人说他幽默，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总是强调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我们村的人认为，写书并不是多么高贵的事，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村的人会看电视，如果我的作品被改成电视剧，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妈也不识字，她也看电视剧，这是我同意改编成电视剧的初衷之一”。
在延津县城出生的刘震云，8个月大时被抱到西老庄村的姥姥家抚养。14岁时，因为穷困，作为老大的刘震云虚报了年龄，离开家，到甘肃酒泉当兵。那时，当兵是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在部队能吃上馍，更重要的是，提干成为军官就好找媳妇了。当兵时，刘震云特别喜欢站岗，因为可以在路灯下看书。除了看很多小说，他还自学了大学微积分课程——这无意中在1978年的高考中帮了他大忙，数学成绩让他与其他考生拉开距离。
郭建梅记得，他们在北大认识那会儿，刘震云已经“满脑子的文学梦”。有记者问刘震云“文学梦”的缘起，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集体无意识啊，因为北大中文系都在写，“每个人都想成为作家……无非在分配的时候，有人分到中南海去了，有人分到团中央去了，不就当官去了吗？我分到《农民日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就坚持下去了，就这么简单。”
刘震云并没有提起自己在毕业时所面临的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个是《农民日报》。这些往事是由他的妻子讲述的，他要去《农民日报》，老家的爸妈坚决不同意，当时曾经作为普通县城公务员的父亲已经成为了县公安局局长，父亲说，你放着中南海不去，说不定将来能当个官呢。但刘震云非要选择《农民日报》。郭建梅回忆，那时两人正在谈恋爱，“他说，我能够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去采访，能够接触很多素材。文学就是生活，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生活，我怎么去写小说？”
但当时等待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并非创作的坦途。郭建梅现在仍清晰地记得最初七八年里的画面：他们舍不得买一台电风扇，刘震云光着膀子伏案写作，汗如雨下。他不断地投稿，被退稿，投稿，被退稿。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要去上班，整个人黑瘦黑瘦的。郭建梅看着心疼，她曾经找当时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欣赏刘震云的杂志编辑，劝刘震云不要再写了。刘震云对妻子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成功。
生命的底色
从外在身份看，刘震云的人生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改变。一个当初为吃上馍、娶上媳妇儿发愁的农村小子成了著名作家。但按照刘震云自己的说法，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没有变过。对写作的喜欢没有变，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睡觉的作息没有变，每天早上两小时的跑步习惯也不曾中断，甚至“年龄”也没有变化——他感觉自己的心理年龄停在了20多岁。
即便在从作家到电影人的转换中，刘震云外表的改变也是极其有限的。几年前有一次他与冯小刚一起参加电影宣传，一个裤腿卷在膝盖上就上台了。底下一片笑声。女儿刘雨霖后来对母亲说：“妈，我爸太丢人了。”
毫无疑问，刘震云是当今中国与影视圈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他被称作“影视与文学结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他同样有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据某媒体2016年2月的报道，作家刘震云、演员黄磊在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新三板时，成为公司的新股东。《一句顶一万句》出品方之一风山渐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的官网也显示，公司有“著名导演高群书、著名导演管虎，著名作家、编剧刘震云，作为明星股东坐镇”。但当问起这些与其相关的商业类消息时，刘震云笑答：“都是这么一说。”
刘震云曾经多次解释过介入影视圈的事情：“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电影里介入得特别深。其实，真实情况太简单了。有一个好朋友是电影界的人，他能把电影做好。这种介入我在生活中每天都特别多，我去菜市场，会问，萝卜怎么卖啊？人家说一毛五，我一拎，走了，咋没人说我对这个萝卜和菜市场介入深。”
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张英与刘震云相识多年。在张英看来，“他会把他觉得不好的都藏起来……以这种非常世故的姿态，在公众媒体面前。说实话，他做影视之后，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学会了一种话语方式，那个作为一个作家的认真写作的人，他藏起来了。”张英觉得，刘震云这些年活得越来越云淡风轻了，说话滴水不漏，在哪个界都游刃有余。
当回到真正能令刘震云感到趣味的写作之中时，他几乎成为与名利场中全然不同的刘震云。他有极强的定力，《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从片场回家，刘震云手机一扔，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继续写他将于2017年出版的新小说。
刘震云的作品中，郭建梅最喜欢的是《我不是潘金莲》。“他是看透世事的一个人，但他又藏得很深，他也不会轻易地去发牢骚骂人……但实际上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小说里，他把这些东西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现出来，实际上就给你剥得血淋淋。”张英感到，刘震云是能同时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
乡村长大的刘震云近乎谦卑地认为决定自己能够获得今天体面生活的是机遇和命运。在接受采访时，他会回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很聪明，只是自己在人生的拐点上考上了大学，而他们则回家务农，或进城打工。
他时常回老家，因此也时常有机会去帮忙各种亲戚乡邻。有两种忙他特别愿意帮，一个是孩子考学、找工作，另一个是村里的穷苦人。这缘于他年少时对贫穷“深刻的体会”。他至今能清晰地记起七八岁时，一个在矿上拉石头的表哥悄悄塞给他两块钱时，他的感受——“我就觉得天地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