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么孤单

　　當少年胡泽涛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短暂”的一生，想起母亲。

　　4岁，母亲因患艾滋病去世了，可能就是这么孤零零地躺着。6岁，胡泽涛开始每天感冒、咳嗽、流鼻血。8岁，他被查出患艾滋病。12岁的时候，他遇到了导演顾长卫，然后成了他新片里的角色——那个一直躺在棺材里，从天堂俯视人间的孩子。

　　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马丽琴是“绿色港湾”的主治医生，“绿色港湾”的另一个名字是山西临汾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区。她记得胡泽涛被送来时又瘦又黄，犯病时就蜷在角落哭。當时胡泽涛病情很重，下不了床，父亲几乎要放弃他了。好在遇见了新的儿童抗艾药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长成一个白皙、清秀的男孩。

　　2006年，胡泽涛进入病区的红丝带小学读书，同学都是和他一样的小病人。

　　在校长刘美婷眼里，胡泽涛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胆子小，输液打针总排到最后。直到2010年，他遇到了导演顾长卫。

　　胡泽涛成了电影《最爱》里那个一直躺在棺材里，从天堂俯视人间的孩子，成了纪录片《在一起》里那个不打马赛克的艾滋病患者，他的生活也因此改变。

　　胡泽涛生病后，父亲在医院陪了两年多，没有收入。病区的护士给他父亲找了个开出租车的活儿，父亲白天跑车，晚上在医院陪护。等胡泽涛病情稳定，来到了红丝带小学，父亲就回了家。去年，父亲给胡泽涛找了个继母。

　　继母过门后，除了年夜饭，胡泽涛不能和大人在一个锅里夹菜，碗筷得分开放。

　　到了剧组，一下子不再分餐，大人和他一起玩、打游戏，胡泽涛突然感觉：“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拍电影后，村里一些人发现了胡泽涛的病——之前家里人一直隐瞒，只说孩子去外地读书了。

　　村民对胡泽涛充满恐惧，远远看到就躲着走，更不和他说话。和胡泽涛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越来越少。在路上走，有小孩悄悄说：“不要接近他，他得了病。”有说艾滋病的，有说白血病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胡泽涛听见。

　　最后胡泽涛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他的玩伴是一只黄毛小猫。16个。总能培养出一两个大学生

　　红丝带小学成立于2006年，如今只有六年级一个班。除了胡泽涛，这里还有15个孩子。

　　这里所有的孩子，都因母婴传播或输血感染上艾滋病，母亲发病去世后，父亲无力照顾。有的孩子被當成瘟神，受尽歧视，村民一见就躲，学校也不让他们上学。山西2006年开展艾滋病儿童项目时，全省50多个艾滋病感染儿被集中，挨个儿筛查治疗。无处可去的那部分孩子留在了红丝带小学。

　　前民办教师吴长芳，是这里仅有的两个文化课老师之一，她已经是红丝带小学的第五拨老师了。以前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和口罩上课，没多久就离开了。

　　吴长芳很喜欢教书，她最坏的打算是，哪怕被传染，潜伏期7到10年，发病时自己已60多岁，“也该走了”。

　　学校里另一个老师是长着娃娃脸的李军，教数学、英语、心理。用他的话说，他来这里是因为“爱心泛滥，回不了头了”。李军是2010年从山西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毕业前，红丝带小学来招人，李军报了名。李军的梦想是，在这里教出可以考上大学的孩子。“16个，总能培养出一两个大学生。”

　　前几天，李军给孩子做心理测试，让他们画房子、人、树。

　　胡泽涛画的房子，门用铁链挂着，奶奶、爸爸、继母在屋子里。一个小人站在门前玩，身上全是“XX”的符号。几乎所有孩子画的房门上，都加了锁。还有一个孩子，画了很多堡垒，密密麻麻的小人躲在堡垒后面拿着枪。

　　谁歧视自己，自己就传染给谁……

　　第一批艾滋病人人住后，在距病区只有两里地的东里庄引起了震动。

　　恐慌无声地蔓延。没人敢给病人理发：小卖部不卖给他们东西，路上撞见，小孩都捂着嘴跑开；在病区附近有庄稼的人，都不敢下地干活，有人去病区附近上坟，顺手薅了几把野菜，當得知“绿色港湾”是什么地方后，马上把野菜丢了。

　　还有外地的施工队来“绿色港湾”建房，千了几天活后，得知这里是艾滋病区，工钱都没有要就走了。

　　每年“六一”，红丝带小学都会搞活动。2011年，学校计划与临汾市聋哑儿童学校联欢，对方满口答应，临到跟前，突然找理由推掉了。敏感的孩子马上问：“是不是因为这个病？”

　　病区的医生总是安慰学生冯飞，等他18岁时，就可以给他蒙着一层白翳的眼球做手术。而现实是，手术迟迟没做，是因为没有眼科医生愿意主刀。

　　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孩子们会去中央电视台录制“世界抗艾滋病日晚会”。一次，他们遇到了参加春晚排练的某位明星，很多孩子是他的粉丝，都雀跃地向他要签名。當得知这群孩子的身份后，经纪人立马拒绝了：“不行不行，我们很忙。”小粉丝们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有种幻灭感。

　　晚会播出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很多孩子和胡泽涛一样，都是家人瞒着村里，甚至瞒着至亲送到学校里来的。一个孩子的叔叔正好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他。叔叔去质问爷爷：“咱们娃究竟在哪里读书？”爷爷坚决否认是在红丝带小学。在家里，这个孩子的病只有爷爷知道。

　　孩子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小校园。几乎每个孩子都发现，只有在病区，自己才不会受歧视。

　　封闭久了，学校会拉点赞助，每年让孩子们出去旅游一次。他们去过海南岛、河南洛阳，还在濮存昕的帮助下去了上海世博会，走绿色通道，一天逛了8个馆。但今年去西安，几家旅行社都不肯接，最终有一家肯接了，却是高价。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放音乐就扭，说笑话、唱歌。导游对刘美婷说：“你们的孩子真有才。”

　　爬骊山，在半山腰的西安事变宣讲厅，吴长芳转了一圈出来，听见工作人员对导游说：“这种情况赶紧让他们下去，别人都害怕呢。”她一赌气，带着孩子们就走了。

　　而在离病区最近的村庄东里庄，人们的态度却有了改变。在病区建立后的一年多里，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给村民做了几次免费体检；挨家挨户发传单、手册，告知他们艾滋病毒的传播途径。慢慢地，人们也不怕了。还有村民送衣服给孩子。

　　村庄与病区逐渐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医院雇村民来病区为田里锄草、修路。有明星到访，村民也来看。有一年“六一”，村里的200多名学生都来病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联欢。在和病区一墙之隔的地方，新建起了两排养猪场，村民发现，艾滋病人跟自己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这只是—个村庄的故事。胡泽涛上次回家是在冬天，知道他病情的人还不多。经过又一轮大规模的电影宣传，暑假回去，命运如何，他不敢想。

　　在电影里，他说，谁歧视自己，自己就传染给谁。“那是气话，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么孤单。”胡泽涛小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