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师，“文革”中被称作资产阶级小姐。在人们印象中，资产阶级小姐大多娇生惯养、吃不得苦，但是这些在母亲身上都是看不到的。母亲曾经有过优裕的生活，上过教会学校。为了父亲，她从省城济南调到当时破旧落后的聊城，租了一间小农房住了下来。
父亲37岁就瘫痪了，那时我还小，寄养在外婆家。医生说他是因为劳累过度，尤其那次出差骑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上又淋了雨。我至今不能想象，血气方刚、心性要强的父亲当时怎么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生劫难。从此，母亲就默默照顾了他几十年。至今我们也从没听过她一句怨言，也从没见她对父亲发过一次脾气。
父亲不能下床，以他的个性必定着急无奈。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这个长子身上，期望我能快点长大，帮母亲分担家务，替他顶起这个家。12岁那年，回到家，我就开始挑水、做饭、垒鸡窝、拾柴火、垛草垛、劈柴……后来，我又被父亲赶到农村，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还被他特意送到朋友的农村老家生活了一个多月。从高中到大学，尽管班里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但每次举行割麦子比赛，我都是第一名。
上了高中，我的假期基本上在工地上度过。一年暑假，父亲让我去建筑工地当小工，30天假期，我在工地上干了整整29天。太阳晒得我胳膊和脖子又红又黑，脱了好几层皮，手上也遍布抛砖时留下的新旧血痕。这样辛劳一天，工钱不过一块多。最后两天，我央求他让我歇一歇，也遭到断然拒绝。我在背后直骂他是“财迷”。
因为久病在床，心情烦躁，父亲少不了对母亲发火，母亲却总是以发自内心的宽容化解家庭的阴霾。奶奶三天两头住院，父亲病情时好时坏，母亲除了上课，还要轮番伺候病人、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她也没有忘记帮助别人。她每月从菲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因病失去劳动能力的叔叔。两个遭受病魔折磨的家庭，在母亲的坚定、善良中支撑了下来。
母亲唯一一次对我发火，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正值“文革”，男孩子们跑出去“闹革命”，只有女孩子留在教室。我怕留在课堂其他男孩起哄，又不愿出去玩，只好背着书包回家。母亲见我“逃学”回家，脸都青了，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顿，吓得我背着书包又跑回学校。不能进教室，我只好找到一片小树林，把书包当桌，小树当靠背，自己预习没学过的课程。就这样，几个月时间，我自学完了一学期的课程，做完了作业。第二学期复课时，我发现功课不但没落下，反而由于学会自学，知识更扎实、更灵活了。
母亲的坚强、从容，是我们家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母亲通达乐观，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从没有见过她愁眉苦脸，永远是平和、微笑地面对一切。无论父亲病情多重，家庭多么受人歧视，只要看到母亲安详、坚定、乐观、善良的面容，我们都会感到一下子有了力量。我和妹妹一个脾气躁，一个憋不住事儿，却都有一颗从容的心，这也是母亲送给我们最好的生命礼物。
父亲则教会了我们坚持和热爱。瘫痪后的40多年里，他受支气管炎、肺结核、心血管并胃病的折磨，每年都要病危住院数次。记不清多少医生曾经告诉我们，父亲活不过当月或当年。几十年里，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时刻萦绕在我们中间。不过，所有医生的预言都错了，父亲每次都活了下来。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年逾古稀的时候竟然站了起来。记得有一位老同学来访，我们刚刚坐下，忽然一个身影从门前闪过，老同学一惊，问那是不是我叔叔？我反问他，难道你不认识我爸爸了？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说不可能，不可能！
后来我上大学，做工程师，又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产品家喻户晓。有一年，我接父亲来公司。他一整天脸上都洋溢着蜜糖般的笑，充满了对我的信任、肯定和鼓励，一点儿也找不到当年严厉的模样。他行动不便，上下楼梯我都要背着他。负重前行，却让我步履沉稳。那个曾经在田间、工地挥汗如雨的少年，恍惚间掠过记忆……
在很多人眼里，我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奇迹；而在我看来，父母才是真正创造奇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