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父亲让我心酸
2007年4月19日，我开着单位的采访车路过自己的家乡，就顺便回去看看乡下的双亲。很不幸，正赶上父亲发病。CT显示，父亲脑梗塞，大量的血栓堵住了通道，必须马上住院，否则一旦血管破裂，就完了。
父亲养育了我们兄妹仨,我们全在武汉工作,不便回乡照料他,我决定将父亲带到武汉治疗。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天空忽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小心翼翼地把着方向盘，偶尔侧过头看一眼父亲。在汽车小小的颠簸和发动机轻轻的轰鸣声中，他静静地睡着了，花白的头发无声地诉说着他在这个世上经历的沧桑。
我的父亲是个瘸子，12岁时，因上山打柴不慎摔了一跤，由于救治不及时，他的左腿被截去一段。
1963年，21岁的父亲拄着双拐,一跛一跛地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一考,改变了他的终身命运，他吃上了商品粮,成为国家公办老师,执教镇高中的语文课。
父亲27岁时，已完全甩掉了拐杖，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患有先天性眼疾的女子。残疾很明显地写在她脸上，而且目不识丁，但她勤劳肯干。父亲叹了口气说，就她吧!于是，在7年的时间内，就有了我、弟弟和妹妹。
想到这，我又忍不住深情地看了一眼躺在旁边的父亲。车子依然在高速路上奔驰，越近武汉，雨越小，到了协和医院，弟弟和妹妹早就在医院门前焦急地等候,可是,父亲已不认识他们。
父亲的神志迅速变得模糊起来，一下车，就当街解开裤子，旁若无人地要小便。我呆了—脑梗塞居然让站了40年中学讲台的灵魂工程师如此失态。我慌忙按住他，说：“爸，别急，这是人来人往的大街，我们去卫生间好吗?听话!”我很奇怪自己说出了“听话”。这两个字，是我儿时父母常挂在嘴边的叮咛。哦，父亲真的老了，需要儿女反哺了。
儿子有“出息”，镜头下的父亲神采飞扬
父亲入院了，确诊患了脑梗塞，伴有脑萎缩。我问医生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估计得3万元，你先交一万元吧!”我刚还清房贷，弟弟是借钱开办公司，手头还真没钱。
迷糊中的父亲，偶尔清醒时就会拍着床板说：“你到哪里去借钱呢?”我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这点钱算什么呀，我早备好了。您安心养病吧!”我用信用卡透支了一万元。正当我准备向朋友开口借钱时，喜从天降，我的一篇文章获得了2万元大奖，父亲住院的第8天，这笔奖金便到了我手上。为让父亲放下包袱，我故意将那张绿色的大额汇款单展在父亲面前说：“爸，您看，您说您养的儿子多有能耐，一篇五六千字的作品就赚了两万块。”
“又……又在吹……”父亲佯装责怪我，但他本是浑浊的眼神渐渐清澈起来，执意要我拿来老花镜，一字一句地看清这张救命汇款单，他的嘴角浮起宽慰的笑意，慢慢地说起他当年赚钱有多难，没想到也把我们养大了，还说最对不起我。
这话是有出处的。以前,父亲工资低,我们一直在贫困的泥淖中挣扎。1984年,父亲突然患了败血症，腿肿得像水桶，人已昏迷4天了。县医院叫我家安排后事，我们兄妹仨吓得哇哇大哭，两个伯父不忍心，将父亲送到了武汉抢救。母亲带着我，挨家挨户去找乡亲们借钱,5元，l0元，1元,2元,包括国库券……我们都接了,并用笔记下。母亲甚至为了借到50元，跪在人家的客厅里半小时一动不动，母亲的跪，雕刻在我的骨子里，一直刺激着身为长子的我。家里耗费了巨款总算救活了他的命,而我当时正面临中考，考完后，怀揣母亲卖鸡换来的8元钱，15岁的我只身到武汉做建筑小工。等到父亲发现时，我已在武汉的炎炎夏日里奔忙，好多次都差点儿从脚手架上掉下来。
我的这个辍学决定成了父亲终身的痛，他与母亲吵架，骂她目光短浅，不该放我去打工。母亲抹着空洞的眼睛，委屈的泪水从她视力有限的眼里渗透出来。后来，父亲趁我回家的空儿，总会强行掰开我的手，竟发现他的儿子手上，老茧，血泡，旧痂，新疤……父亲颤抖着捧起我的手掌，轻轻地贴在他的脸上，不停地唤我的小名：“你才15岁，童工，爸对不起你!都是我病得不好，哪有老师的儿子辍学打工的呢?我害了你一生啊!”
1996年，我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介绍下加入武汉市作协，成为武汉市第一位打工作家，接着又被评为武汉市十大杰出务工青年，还被奖励了武汉户口，又当了记者。全国数十家媒体都来采访，当央视《东方时空》栏目组一行奔赴我的故乡采访时，轰动了整个乡村。
《东方时空》要求拍一段父亲给学生上课的情景，父亲很乐意，他有一手很漂亮的书法，每年腊月都要写200多副春联。那天他讲的是《老杨同志》，深入浅出，声情并茂，让央